至於中國，也在今年6月批准，讓3至17歲的青少年及兒童也能使用科興疫苗。

而至於案16179的3位家人，目前檢測結果均為陰性。Photo Credit: 指揮中心 提供 另外，預約平台會在9月13日12時暫停意願登記，並從9月14日10點起，開放「12至17歲不在校施打及不在籍學生」到預約平台意願登記BNT疫苗，至於開放接種時間，會再依指揮中心公布實施。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疫苗預約平台第9期將提供BNT疫苗及高端疫苗，開放預約時間為9月20日10點至9月22日12點。首先，「18至22歲」、「所有65歲以上」、「第9類40歲以上」，且意願登記選擇BNT的民眾，可以預約接種BNT疫苗第一劑。開放預約時間為9月20日10點至9月22日12點。指揮中心表示，今日新增5例境外移入個案，為3女2男，年齡介於20多歲至50多歲，分別自南非（案16180）、越南（案16181至案16183）、日本（案16184）入境，入境日介於8月27日至9月9日。至於施打時間，BNT疫苗預計在9月25日至10月2日提供施打，高端疫苗則預計在9月30日至10月2日進行接種。

另外，第8期施打站也規劃增加可預約人數。陳時中也提醒，符合資格的對象，要在9月17日12點前登入預約平台完成意願登記或修改，並於在開放預約期間進行預約。因為在憲法第4條的附表中，是有很清楚的條款來表明公民權利是「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的。

另一方面，就算跨國婚姻下的孩子所獲得了公民權，只要孩子年滿18歲後，還必須要自己再選一次，想選擇保留的是「媽媽」還是「爸爸」的國籍。2020年12月初，在野的民主行動黨國會議員楊巧雙等人，在國會提出有關國籍傳承權的質詢時，時任內政部副部長依斯邁（Ismail Mohd Said）竟以有「國家安全」疑慮為由，提出拒絕承諾讓與外國人有婚姻關係的女性公民擁有國籍傳承權的見解時，社會輿論才開始沸騰起來。根據筆者接觸過的案例，有的大馬女性新住民的孩子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獲得海外出生公民的登記，但有些媽媽則是要在努力一、兩年以後才登記成功9月9日，吉隆坡高等法院的宣判大馬內政部有關與外國人有婚姻關係的「女性公民無法擁有國籍傳承權」的政策立場違憲。

相反地，對其他大馬新住民姐妹們而言，若她們的小孩是在臺灣出生，雖然她們都跟大馬男性新住民一樣，擁有可向大馬駐台辦事處申請登記小孩海外出生的權利，但並不能保證她的小孩一定可以獲得登記為海外出生公民。隨著議題開始發酵，許多民眾開始發現，原來大馬是全球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當中，少數沒有平等將國籍傳承權賦予男性和女性的25個國家之一，同時也是少數不允許女性公民的外籍配偶申請成為大馬公民的50個國家之一。

這種同鄉間的「前車之鑑」，更讓許多的大馬新媽媽對幫孩子申請母國公民權望之卻步，根本不願去嘗試。因為往往可能會遇上這種情況的女性，大多是具有留學、跨國移動與跨國工作機會背景的全球化人才。Photo Credit: 中央社 隨著108課綱的上路，一些國小也有為馬來西亞新住民二代開辦馬來語課。另一方面，就算跨國婚姻下的孩子所獲得了公民權，只要孩子年滿18歲後，還必須要自己再選一次，想選擇保留的是「媽媽」還是「爸爸」的國籍。

而那些申請海外出生公民登記被拒絕的，只得到大馬駐外單位的結果通知，但不被告知原因，而她們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往往得到的回覆是「還在跑流程」。部長稱讓女性公民海外生子獲公民權是「國安問題」 儘管在2020年3月，大馬政權再次更迭，由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組織國盟政府，但仍有已在野的希盟國會議員就女性公民的國籍傳承權不平等問題提出修憲。根據筆者接觸過的案例，有的大馬女性新住民的孩子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獲得海外出生公民的登記，但有些媽媽則是要在努力一、兩年以後才登記成功。在希盟執政時期，希盟成員黨民主行動黨前秘書長，也是該黨國會領袖的林吉祥曾在2019發表文告，聲明該黨的42位國會議員均支持「修憲」，讓大馬女性在國外出生的孩子，都能自動獲得公民權。

不過，更讓人詬病的是，申請公民權的過程往往是非常不透明的。因為大馬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嚴格執行「不承認雙重國籍」政策的國家之一。

因此在台的大馬女性新住民當中，有的人始終不明白孩子的海外出生公民登記為何被拒絕，也有的人也不清楚為何自己的孩子能申請成功。而這一憲法條文，也是大馬高等法院法官在9月9日宣判「女性公民無法擁有國籍傳承權」違憲時，所援引的條文。

也有律師團體指出，撇除經濟競爭力的考量，將男性和女性的國籍傳承權，分別擺在兩個權利不平等的憲法條文之下，其實根本就違反了大馬憲法裡更為基礎的有關公民權利（civil rights）的規定。2020年12月初，在野的民主行動黨國會議員楊巧雙等人，在國會提出有關國籍傳承權的質詢時，時任內政部副部長依斯邁（Ismail Mohd Said）竟以有「國家安全」疑慮為由，提出拒絕承諾讓與外國人有婚姻關係的女性公民擁有國籍傳承權的見解時，社會輿論才開始沸騰起來。這種令人無所適從的不透明申請程序，已讓許多在台灣的大馬母親們，耗費了許多寶貴的時間與金錢，最終耐心消磨殆盡，而決定放棄幫孩子申請大馬公民權。因為在這一條憲法條文裡，有提及只要擁有至少一位具公民身分的家長，21歲以下的孩子是可由他的家長或監護人來幫忙申請公民權的。吉隆坡高等法院的這個裁決，相當有里程碑意義。《聯邦憲法》第15（2）條 Subject to Article 18,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ay cause any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of whose parents one at least is (or was at death) a citizen to be registered as a citizen upon application made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y his parent or guardian. 這樣的憲法規則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呢？ 就以在臺灣的大馬新住民為例，如果一個小孩在臺灣出生，而他的父親是大馬公民的話，那這孩子就會享有自動成為大馬公民的權利，只要其父親向駐台的馬來西亞經濟文化辦事處申請登記，並在小孩獲得大馬外交部登記為海外出生公民身分的10個月內，讓小孩持臨時護照回國申辦正式護照即可。

根據大馬《聯邦憲法》第14條裡有關「公民權」的傳承條文中，當大馬公民的孩子是在海外出生的時候，他的小孩也是具有大馬公民權的，不過，這項權利只被清楚的賦予「父親」（father）而非「家長」(parent)。在剛過去的周末，雖然全台的焦點都放在剛過境的璨樹颱風上，但對因婚姻關係居留在台的馬來西亞新住民，特別是當中的女性來說，她們最關注與討論的事情，卻是攸關他們孩子國籍權利的宣判結果。

因為在憲法第4條的附表中，是有很清楚的條款來表明公民權利是「禁止基於性別的歧視」的。從這一需要提起修憲的政治意願表達來看，讀者便能體會，為何日前吉隆坡高等法院的違憲官司宣判，會被外界解讀為是大馬法律的里程碑了。

就如林吉祥在文告中指出的那樣，女性在為她們孩子申請公民權時所面對的官僚作業挑戰，正是大馬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原因之一。圖為來自馬來西亞的馬來語教師黃寶雲（中後）帶領學生學跳馬來舞、玩樂 器、用馬來語唱歌謠

一時間，非關注相關歷史研究的觀眾群們也掀起了一波「斯卡羅熱潮」。所幸，在網路社群媒體平台被廣泛地運用之下，話語權相較以往已大幅下放到個人層次，前述所提到對於劇中內容的質疑得以在公共領域中被提出與討論，形成與劇中論述抗衡的反抗論述。又或許，換個角度思考《斯卡羅》一劇最大的貢獻，就是促使更多人思考、談論那段各個族群面臨現代化發展的反應，來質疑、甚至反駁歷史課本與劇中形塑的歷史定位。傅柯的權力觀來自於他對於真實的探索。

文：石貿奇（moe yaisikana） 近期公視上檔的歷史大劇《斯卡羅》改編自陳耀昌的小說《魁儡花》，以1867年的羅妹號事件為背景，描述混血琅𤩝人蝶妹與美國領事李仙得為了營救羅妹號船員所發展的故事，其中充斥著多元認同、殖民主義、族群競爭等等議題。公共治理主流模式的反思:以傅柯對治理意識的解構為途徑。

因此，若要動搖《斯卡羅》所創造對於原住民族在台灣歷史發展上的知識論述所造成的權力效應，最重要的就是不斷地討論其中人物角色的意識形態，與當代族群發展之間的關聯，越多的質疑、討論，越能破除知識造成的霸權，促成多元史觀的形成，這是台灣這個多元族群的社會所需要的。這並非是能夠以「文學創作不需為歷史負責」一語帶過的議題，因為這樣的文學作品所創造的真實，在媒體傳播的力量之下更加強大，甚至成為了社會大眾主體化的知識，造成主流社會與部落主體之間的不對等權力關係，使得故事中所牽涉到的話語權弱勢族群們無力發聲，就如當年吳鳳的故事、電影《阿里山風雲》將野蠻的形象強加於鄒族人的身上，而鄒族的史觀卻無力反駁。

不過樹大招風，隨著斯卡羅熱潮，針對劇中或書中的史實探究也隨之興起。Photo Credit: 公視提供 《斯卡羅》余竺儒（中）演出「巴耶林」，因外表酷似原住民族，常被誤認。

權力在日常生活中運行，對人進行分類，標示出其特徵，並形成一套他人與其互動的法則，這也就是人的客體化過程（許立一，2008）。不過，更想討論的是，從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對於權力的討論基礎分析，這樣的質疑所具備的價值，以及可能的權力效應。其中，最多被討論的是，各族群的立場與主張，會不會在這樣的戲劇傳播中被替換成了一個虛構的想像？本文的目的並非探討這些被質疑的疑點，也沒有能力一一考究。當某種知識論述成為了普遍的共識時，便脫離了主體的人，成為權力本身。

包含當時排灣族（聯邦）在恆春半島是否真的具有如此強大的政治勢力、李仙得與劇中描述的形象是否符合、甚至排灣族是否有如劇中蓄鬍的習慣等細節，都有專家學者們在各個網路平台上提出不同的意見。空大行政學報（19），頁 1-40。

即便說著原住民族的故事，原住民族卻仍然是個客體化的他者，受到主體的知識宰制著。若將《斯卡羅》的劇情內容視為一種對那段歷史的詮釋觀點，而觀點的背後便是作者對於族群發展的知識論述，主體的知識命名了原住民族在台灣發展上的定位，在這個想像的共同體中有了位子，而連帶地發展出「族群共榮」、「我們都是一家人」的想像與族群發展政策，如同主流社會給予精神失序者在社會中的位置一般。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其著作《瘋癲與文明》（Foucault, 1972）中，描繪精神病患在歷史上如何從一個與理性共存到被社會隔離的過程，從被認為是神奇奧秘的知識來源，到由於經濟發展為主流而與遊手好閒者劃上等號，成為被禁閉成為非勞動力，再到被理性知識體系視為一種邪惡的力量，必須與社會大眾隔離開來，進而產生對精神病患的管理與治療。傅柯提問：「不同的時期中，這些論述如何在當時具有權威性，成為當時的『真理』？」他認為知識是不同時期對事物的配置與分布，因此其不存在著連續性，反而是處處斷裂的，不同的歷史脈絡看見的事物必然不同（許立一，2008）。